编者按：新近问世的“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颜玉强主编）旨在通过清末民初来华工作和传教的西方人士的著作，反映那个时期中国的现实，解析当时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前因后果，以期对今人充分、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那一段历史有所裨益；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代表作《中国心灵》亦列其中。卫礼贤挚爱中国文化，多方救助战乱中困厄的民众，积极参与地方的教育改革，与康有为、辜鸿铭等文化名人交游甚深。我们选登的这段文字记述的就是卫氏在青岛与一个文化人圈子交往的事。
我和一个由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组成的小圈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们在中国式的宴会上相聚，其中不乏各种赏心乐事。当然成碗的热酒——中国的酒是烫着喝的——是缺不了的。我的朋友圈子中，有些人确实海量。一个上了年纪的蒙古亲王，颈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他曾经担任过陕甘一带的总督，经历了不少事情。他和善、健壮，具有异乎寻常的才干。即使在喝酒时，也显示出他本性的伟大。他喝起酒来可真是无拘无束。有时我们猜拳为戏，输者饮酒。如果某人凭着机智和反应速度赢了他，他决不着急去扳回来，尽管他比别人都高明。他常说：“赢则我为人所敬，输则有酒可饮，这也不可小瞧啊！”他情绪好的时候，会给我们讲述他在西部回民中生活的经历，以及对这些地区深有影响的活佛的故事。在这些谈话中，常常会披露出与那些地方的神秘之夜有关的奇特事件。当年西太后装扮成农民逃出首都时，他就扮成车夫随侍身边。他能讲述一大堆和这次胜利大逃亡有关的惊险艰难故事。当时，他仍然和那些矿产丰富、亟待开发的省份保持着联系。许多个夜晚里，我们用畅谈建起空中楼阁，可后来战争的爆发结束了我们所有的计划。
他最厉害的对手是位来自长江流域的教授。此人形容消瘦，留着长长的指甲。划拳的时候，他总是装出一副张开手指的样子，然后来个狡猾的停顿，就像蜗牛从壳里探出身子。通常是在对手出完之后，他才报出自己所出的拳。不过，他这么做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酒量极浅，一旦受了酒精的影响，总是变得酷爱争吵甚至尖刻恶毒。有一天，我讲了一个有关中国医生的故事。据说，医生们总是在夜间为他医死的病人的灵魂在门外悬挂灯笼。我讲道，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医生，发现医生的门前只挂了一盏灯笼，心里挺高兴。但紧接着，他就害怕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医生才开业一天！这个故事一般都会惹得人们哄堂大笑。它是许多欧洲人熟知的、关于中国的故事之一，但知道这个故事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当有人问及他的大门外挂了多少盏灯笼时，我们这位在闲暇时间也行医的瘦子朋友，一下子勃然大怒。
我们的圈子里还有一位前教育大臣。他的幽默感使他显得非常出众。其实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他宁愿装成放荡不羁的样子。他属于那种神秘的圣人。在中国，每当到了一个王朝崩溃的转型时期，就会出现一批这样的人。你会在僧侣中发现过去的王子和朝臣，你会在乞丐和强盗之间见到绝望了的旧日的军官；在简陋的茅屋中，你还会找到默不作声的学者；过去身为高官的权臣，你会发现现在他们是无所适从的漂泊者，是借酒浇愁的山野诗人和画家，在那些嬉笑怒骂、有意识地虚掷对他们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的人中间，你会发现他们。我们之间的那位大臣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有笑话可讲，在喝酒的时候他也是公认的领袖。只要有他参加，聚会结束的时候肯定会有几个人成为他讥骂的牺牲品。他以书法漂亮而闻名。直到今天，在北京城仍可以看到他书写的五光十色的店铺招牌。写过之后，他从来不收钱，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顿。甚至到他眼睛快瞎了的时候，他还在条幅上书写自己的长篇诗词。有不少人冒用他的姓名，为自己拙劣的作品寻找市场。我就曾在中国最北部的一家小客栈里见到过这样的赝品招牌。当听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从来不生气，只是付之一笑说：“那些知道我的人不会受骗，其他的人不值一提。”有一次我碰到他时，他心情很沉重。那时正值中日交战，日本人提出了掠夺中国最后自由的“二十一条”。他泪流满面，像孩子一样哭泣着。我试图安慰他，可他就是不听，说：“事情变成这样，全是我们的错。没有人让我们去保卫自己的王朝，现在我真不想活了。生命已经一文不值了。”天黑之后，他比以往更甚地狂饮。房间里回荡着他的狂笑声，直到最后一支蜡烛熄灭，醉醺醺的客人们蹒跚着走上回家的路。
冬季是中国人社交活动的特殊季节。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下棋、观赏旧字画，还以比赛的方式即兴作诗。此类聚会叫作“化冷聚会”。它们从冬季开始，一直延续到春节为止。凡逢九的日子都要举行晚宴。在我的日记里记载了一场这样的聚会：参加晚宴的共有八个人，八这个数字在中国有些神圣的含义。除了我之外，在场的还有一位前财政大臣和他的兄弟，一位兵工厂的厂长（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一位道长，一个风水先生，一个商人和一个学生。那道长已经70多岁了。他的道观“太清观”坐落在崂山入海的地方，里面住着他的四代门生。他虽已高龄，但依然生气勃勃，思维机敏。他和弟子一起在道观中过着简朴的素食生活，每天的主要功课就是做法事和阅读经典。他还会弹奏中国的古琴，奏出滑动着的奇特声调。作为道长，他负责接待前来道观的来访者，其中既有中国人，又有欧洲人。他风趣地讲述了一个大度的欧洲传教士的故事。一天，这位教士来访，俩人一起就人生的大问题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传教士非常高兴地发现他们许多观点相同。在这引人入胜的谈话之间，传教士突然要送10元钱给道长作礼物。道长很遗憾地拒绝了他的馈赠，因为他要钱实在没什么用。衣物和食品都由道观提供，而他又没有其他的奢侈享受。在民国的管理下，道教像教会一样被组织起来，他被推举为山东东部的负责人。可他又一次辞去了这个职务。他说这职务牵扯的俗务太多，对内心的虔诚却没什么帮助。况且，有不少年轻人很看重这一职务。在他看来，最主要的事情是虔诚的言行和严谨诚恳的生活方式。在进行这些修为时，所有的圣人都会带着神奇的力量，站在你身边充当保护者。他内心深处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信道者，甚至借给我一些他平时仔细收藏起来、不让外人看到的最有法力、最神圣的经典。这些书令人失望。它们包含了太多的迷信，其中的精华部分还是从佛教经典中借鉴过来的。这位老先生的虔诚恐怕不是从这些书中得来的吧。想让他谈谈神思冥想的问题是很难的。他告诉我这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而且容易使人陷于自我得意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从冥想中得到的都不会轻易受旁人判断的影响。冥想所带给他的，只是自我内在修为的进步。
我们圈子里的另外一位道学家是那位前兵工厂厂长，他和老道长极为不同。由这样的一个人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也只可能在中国发生。而且，他居然把厂子经营得很好。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除此之外，他还和所有的学者一样，是一位儒家学者。为了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行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道家式的冥想。而且，一旦听说有人能对他的努力有所帮助时，他就尽力去结识。他对山岭和石头有一种偏好。根据中国哲学，山是有生命的存在，它无声地活动着。一座山能喷云孕雨，让草木覆盖着自身，而且所有这些生命都能在山中寻找某种目的和意义。因此山会慷慨赠与但是却寂静悠远。一代一代的生命都从山那里各取所需，然后逝去。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青岛附近的崂山正是一座道教名山。在山上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你时不时会发现有石椅，有时还会发现凿刻在岩石上的警句。当你凑近去看时，会发现那出自我们的兵工厂厂长之手。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但他聪明理智，能够明了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个性极强，意志坚定。尽管他写得非常不错，但却很少动笔。因为一旦要写，就必须是精品，以便能流芳百世。
另外一位人物是那位前财政大臣。在他的身上，优雅迷人的个性和平和清晰的洞察力融为一体。在刚诞生的民国处于困难时期时，他筹措到了一大笔贷款，帮了大忙。他在任上时，不得不没完没了地进行众多困难的谈判，经历了许多的不愉快。为了无损于自身的完美，只有用优雅的沉默来加以掩盖。他拥有杰出的组织才能。之所以从那显要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居到青岛的寂静平和之中，是因为他在北京的工作中几乎找不到有教养的人。他弟弟的本性中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活力。他很聪明，他的心智活动似乎在四处盈溢。他在半个小时里以发议论的方式讲出来的东西，足够另外一个人在同一方向上努力好几年。他对新问题兴味盎然，在基督教问题上也花费了不少精力。
至于那位风水先生，为了对他公平起见，首先必须纠正一下欧洲人对堪舆之术的看法。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眼光敏锐，一下就能看出地貌中的联系精微之处。有一次他选择房址时我恰巧在场。在整个区域中，他第一眼就发现了一个地方。从地貌上讲，那里一方面为房屋提供了最为和谐的环境，另一方面还使房屋具备了清晰和令人满意的视野。特定地貌中的建筑艺术造就了像北京皇陵一样的建筑杰作。这些杰作激起了鉴赏家们内心的崇敬。在这种为了人类居住的目的而对地貌条件的洞察中，确实能够发现一些真理。一个良好的地点，不仅从审美观上令人满意，而且会为房子的主人创造长远的价值。虽然在我们这个机械时代这一点经常被弃之不顾，但它确实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在环境中感受自身所处状态的艺术，当然与许多流行的迷信赘生物——特别是在华南地区会遇到的风水之术——是不同的。我们的风水先生来自四川，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大山中练习审视地貌之美的眼力。
那商人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他具有正直开朗的性格和对真理的真实热情。尽管他一度担任过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官职，但他始终很珍视自己超越了金钱和财产的清白良心。
那年轻学生是财政大臣的侄子，他是青年中国的代表，是对我们圈子的最后补充。尽管他还年轻，但却历尽艰难，并因此而变得个性严肃，很有独立性。生活已经带给他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中国早几年还无人知晓。我们的谈话转到了中国当时的时局上。在中国，与革命同时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被当作黑暗的力量。“最先出现的，”那位风水先生说，“是太阳的沉落，这是否定性力量的胜利。当毁灭性力量到达其顶点时，一束新的光线将确定无疑地出现，就像新的一天从午夜开始一样。”“古代的犹太人，”我插入说，“有一个美好的习惯——他们的一天自日落开始。这是他们信仰上帝力量的象征。他们一向认为在黑暗和大灾难的时候，上帝的力量将会显现。”“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易经》是相吻合的。”风水先生回答说，“夜晚是黑暗力量的顶点，自此时起，它们越显现自己，就越是在消耗自己。”那学生则补充说：“在佛教中，如来就是即将到来的上帝，是神之本质的最高说明。”
谈话从中国的现状转到了对普遍性问题的考虑上。财政大臣认为穷兵黩武就像吸血鬼一样，正在威胁着要榨干人民的力量。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认为所有国家在建立秩序时，精神的价值都是首要的。国家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存在。采纳或是忽视这一原则决定着当权者的兴衰。在欧洲，由于误解而存在一种危险，本应作为保卫国家手段的军队，不仅将吸干人民的力量，还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仅仅依据一个人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能力，来判断他的价值。假如中国也掉入这一漩涡，那将是灾难性的。西方采取这个错误的政策，是因为它目前还拥有足以支持这一政策的财富。而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在某一段时期内的状况，只有通过注重经济发展和人才才能够加以挽救。
而后，我们谈论起未来。道长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以和诺查丹玛斯同样的方式，罗列了各种预言。书里有配着诗句的图画，但排列顺序并不规则。在图画和诗句所暗示的事件发生以前，要破译其中的真实含义是不可能的。但发生的事件却与这些预言惊人地吻合。图画和诗句的顺序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不管怎么说，人不能机械地考虑这些预言，”风水先生插入说，“宇宙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会结成一个结，未来的趋势就从中发展出来。任何知晓恰在此时起作用的力量的人，很可能能够预先看到发展的趋势。但这些趋势中，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类所具有的自由使我们能改换和变更任何事情。”随即，道长又告诉了我们他知道的其他预言。根据这些预言，不久的将来，人世间会有一个新王国出现。它将不同于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事情。它将史无前例地包括整个世界，而不只是世界的一半，即将到来的拯救是针对所有人的。它将在对人、包括对卑贱者的爱中显现自己。能努力使之成真者身边将站满神圣的权威，因此人们将毫不犹豫地相信他。这个我们全都一心向往的希望给我们下面的谈话投下了温和慈爱的光辉。风水先生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人和情况在真理中相遇，但又都处在绝对静止之中。这个普遍的真理现在还是个秘密。在它存在于人类之间以前，它会以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我们还继续思考的时候，财政大臣的弟弟突然问道，基督教是否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宗教。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以现在存在的教会这种形式，这些教会都是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拥有基督教的全部真理。它们只是必需的框架，临时的建构，不经历很多的困难和繁琐，它们很难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区。但是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和创始者。他还是人性的神圣代表，他作为人类的领袖，代表了统一的整个人类。这一人性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中国肯定会像在欧洲一样，成为现实。”风水先生说：“这样，未来就会指向过去。《易经》中称天道和谐先于所有的分裂，并引起了所有的分裂。被分裂者的统一意味着完美。”然后，我们又大谈了一番包含许多未解之谜的中国奇书。在此期间，道长和那学生已经悄悄地离去了。当兵工厂的厂长站起身来，笑着说“一般中国的宴会不花这么长的时间”时，夜已经很深了。财政大臣的弟弟表示异议说：“噢，只有一半是中国式的。食物是中国的，酒却是德国的。”宾客们终于分手了，雪花正静静地从空中飘落下来。
德国人于1904年修建的青岛火车站
 1900年竣工的德国在青岛的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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